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實踐探索的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長征。”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20周年之際，回顧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對開啟中國式現代化新長征的開創性貢獻，對於我們深刻認識和全面把握中國共產黨開辟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光輝歷史，對於全黨從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相統一的角度加深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認識，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鄧小平提出 “中國式的現代化 ”概念，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目標
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奮斗的夢想。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辛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黨逐步明確了現代化的目標內涵。1954年 6月，毛澤東在領導起草國家憲法時明確提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總目標和“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的總任務。同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指出：“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后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1956年 9月，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把“四個現代化”寫進總綱，指出：“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964年 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 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現代化的內涵和目標要求，號召“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面對艱巨復雜的現代化建設任務，黨和人民在探索中走過一段艱難歷程，既取得巨大成就，也經歷嚴重曲折。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從對歷史的深刻總結和對現實的准確把握中，開始了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探索。這個探索首先體現在對現代化內涵和目標作出進一步明確，給予新的詮釋。
基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和汲取，鄧小平從中國基本國情以及與西方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具體實際出發，對此前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內涵和標准作了新的解釋。1979年 3月，鄧小平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會長馬爾科姆·麥克唐納時指出：“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他解釋說：“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是你們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紀末能達到你們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達到這個水平，也還要做許多努力。由於缺乏經驗，實現四個現代化可能比想象的還要困難些。”隨后，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把“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表述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隻能達到發達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新提法為調整我國現代化的內涵和標准贏得了主動和空間。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現代化建設道路出現嚴重曲折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對現代化的認知存在偏差，以致趕超發達國家的急躁冒進傾向在黨內長期存在，結果不僅沒有實現趕超戰略，而且反過來影響正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鄧小平形象地說，我們這是“開了大口”。在這一大背景下，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無疑是對過去設想的要在 20世紀末“走在世界前列”、趕上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樣一個“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所作的重大調整和修改，代表著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新認識、新把握。
此后，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內涵作了進一步明確和闡發。在 1979年 3月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提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和現代化建設“必須看到”和“必須考慮”的“兩個重要特點”。“由於底子太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很不足，科學技術水平從總體上看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后二三十年”。“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因此他認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比方說，現代化的生產隻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人口這樣多，怎樣兩方面兼顧？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
1979年 7月，鄧小平在與山東省委、青島市委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了在 20世紀末要實現的“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標准。他說：“如果我們人均收入達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錯，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10月，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把“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中的“人均收入”，進一步修正為國際上通用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衡量標准，同時提醒人們，就是這個降低了的目標也需要艱苦努力才能完成。他說：“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現在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兩三倍不容易。我們還是要艱苦奮斗。就是降低原來的設想，完成低的目標，也得很好地抓緊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細，很具體，很有效。”
在 1979年這個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之后的第一個年度裡，鄧小平和黨中央對我國現代化的目標有了新的、清晰的認識。為了便於全黨全國人民更直觀地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的現代化”不同以往之處，從而從觀念上祛除急躁冒進的傾向，鄧小平選擇“小康”這個詞匯來描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內涵。12月，在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會晤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這是鄧小平首次使用“小康”概念來定義中國式的現代化。后來，鄧小平曾多次談到他在大平正芳的“啟發”下提出小康目標的來龍去脈。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個回答當然不准確，但也不是隨意說的”。
此后，鄧小平對小康標准的認識不斷深化。1980年 10月，鄧小平在經過一系列深入調研之后，感到人均 1000美元的目標也是難以達到的，決定再次調低小康的標准。他說 :“經過這一時期的摸索，看來達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說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個小康生活了”，因而到 20世紀末，我們要“爭取人均達到一千美元，最低達到八百美元”。據此，他精心規劃和設計了“二十年翻兩番”和“三步走”的發展步驟：“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窮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
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命題和“小康”目標，是鄧小平對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以及與西方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具體實際進行清醒認識和深入思考后的結果。對現代化內涵和目標的這種調適，符合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落后和發展很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充分考慮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使中國式現代化更加切合中國實際，更加看得見、摸得著，體現了鄧小平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一貫作風。
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為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創造了必要前提。但怎樣才能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路徑問題仍需解決。鄧小平一再強調，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發展國民經濟、實現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政策和措施。由此，鄧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從歷史邏輯看，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思想觀點，是從“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演化而來的。1979年 3月，鄧小平在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命題時強調：“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此后，鄧小平對這條道路的探索一直沒有停頓。1981年 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作了明確具體的闡述。《決議》指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還將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發展，但是它的主要點，已經可以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中得到基本的總結”。《決議》從 10個方面對這條道路的主要點進行了概括。《決議》雖然還沒有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指稱這條道路，但這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的科學內涵和具體路徑，已經清晰可見。
1982年 9月，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深刻總結我國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首次明確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作了經典性的表述。他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科學命題，既是總結黨領導革命和建設歷史經驗的基本結論，又是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理論主題和實踐主題。
黨的十二大后，因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內涵提升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重大理論，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使用得少了。但鄧小平在會見參加 1983年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外籍專家時，針對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變的疑慮，在回答專家們提出的現代化問題時再次明確表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在這裡，鄧小平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列，實際上是對中國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的突出強調，是對“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方向和內涵的再次重申。
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鄧小平對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進行了戰略謀劃。他指出：“走什麼樣的路子，採取什麼樣的步驟來實現現代化，這要繼續擺脫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縛，真正摸准、摸清我們的國情和經濟活動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系，據以正確決定我們的長遠規劃的原則。”在推進現代化的根本方略上，鄧小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強調“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隻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推進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上，鄧小平提出“三步走”戰略。黨的十三大報告的表述為：“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推進現代化的評判標准上，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於”，強調“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何縮小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如何趕上時代、加快實現現代化？我們黨一開始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並沒有像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亦步亦趨地跟在西方國家后面簡單模仿，而是強調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這可以看作是對鄧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開辟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精准評價。
鄧小平領導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開啟改革開放時代大潮，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証和根本動力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在沒有任何本本可遵循，也沒有現成經驗可照搬的條件下，鄧小平從中國實際出發，引導黨和人民“摸著石頭過河”，在不斷實踐探索中“殺出一條血路來”，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庄大道。在開啟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代大潮的歷史進程中，鄧小平領導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強調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証和根本動力。
在親身經歷“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磨難后，鄧小平痛定思痛，反復強調要沖破“左”的思想束縛，使黨重新回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和推動下，1978年開展的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為黨沖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而隻有解決了思想路線問題，黨才能夠真正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教訓，才能夠真正開始全面的撥亂反正。
隨著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的開展，全黨逐步凝聚起共識，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和全面撥亂反正的時機已經逐步成熟。鄧小平審時度勢，在 1978年 11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提出了把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建議。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並就全面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在中央工作會議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決定把全黨工作中心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重大決策，使黨長期以來未能實現的工作中心的轉移得以順利實現。全會還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鄧小平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從以后的實踐看，這條路線是對的，全國面貌大不相同了。”“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為標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由此進入快車道。
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要取得成功，決定於兩個條件。一個是國內條件，就是堅持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會為中國今后幾十年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礎。還有一個是國際條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環境。”這表明，鄧小平已經把改革開放政策作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點看待並要求長期加以堅持。1987年至 1993年期間，“改革開放”一詞先后寫入黨的基本路線、黨章和憲法，在黨和國家制度和政策層面得到確認，成為全黨共識和國家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
鄧小平不僅思考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原則問題，還在實踐中積極探索改革開放的實現形式。鄧小平大力支持和推動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改革，最早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推進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開辟了一條把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以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道路。他倡議和推動沿海經濟特區的興辦、沿海城市的開放、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逐步形成了由“點”到“線”到“面”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指引下，改革開放不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