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两个务必”为指针，以“胜利了的党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的从严治党理念，带领西南地区广大党员干部勇闯“胜利关”，在建设高效、严明、纯洁的西南党组织的过程中模范体现党委领导人的主体责任，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钱柜娱乐app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
当时，摆在邓小平与西南局面前的“考题”可谓错综复杂、艰深难解，而承担重担的西南党组织不仅存在党员干部严重不足的客观困境，且存在部分干部在胜利面前滋生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官僚主义等主观倾向，其突出表现为：
骄傲自满，闹级别、争待遇的“功臣思想”。早在二野准备进军大西南之际，在个别干部中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中就滋长了“要求过高待遇的错误思想”。进城之后，这种争待遇现象有所发展和抬头。西南公安部的一位干部，就曾向组织讨价还价：“不让我当处长、副处长，让我当科长，不干。”
贪图享受、害怕吃苦的“五里腿”之风。由于西南、川东、重庆三级党政机关集中在重庆，机关用房、用车相对紧张，由此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为本单位和个人争要房子、争坐汽车的现象。他们说：“重庆城山高坡陡，爬坡上坎，走不上五里地就走痛了，不配备小车怎么行呢！”于是，过去钻几十里山沟沟都不痛的腿变成了“五里腿”。种种贪图享受情绪在党政机关中无形蔓延，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追求个人享受闹离婚的家庭重组风。当时一些进城干部无视政治条件和社会道德，一朝“富贵”便想甩脱糟糠之妻另寻新欢，“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领导机关丧失了威信”。
“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风。命令主义突出表现在征粮工作中，有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对不顺从的农民随便扣押，采取游行罚跪等非法手段。同时，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也很突出。譬如一位因病掉队被迫流落街头的二野战士，被人发现后送到重庆市军管会，可接待处理的人麻木不仁，“仍推他出去，使他匍匐转找二野司令部”。
毋庸讳言，刚从革命转变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既面临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面临治理反腐能力的重大考验，若不能解决好这些“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无疑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伤害，难以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二、
邓小平高度重视西南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的不良倾向，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到极端重要的位置，以高度的主体责任意识制定措施、狠抓落实：
抓住关键节点开展党政建设。1950年5月，西南局根据中央部署开展整风运动。邓小平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和干部中的蜕化腐朽思想。针对当时一些干部的官僚作风，他提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名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深刻揭示官僚主义的本质与危害。他提醒西南党政军各级要关心群众疾苦，增强群众观念，认真纠正错误，肃清恶劣现象。这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又领导西南局在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中，结合西南地区实际开展工作，发现和清除了腐败分子，使党风为之一新。
抓住责任主体推进党政建设。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高度重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问题，强调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认为党的各级干部“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只有“区党委、省委、军区、兵团和中央局、大军区几级领导同志严格律己”，才能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承担起建政初期的繁重任务。在“三反运动”中，为增强各级干部主体责任意识，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带头进行反省，认真检讨工作的得失。为此，西南局有针对性地规定了六项办法，以突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干部带头这个关键开展‘三反运动’”。正是这些严厉的思想与组织措施的实行，使广大干部的主体责任意识得以增强，政治素质得到提高。
建立监督体系促进党政建设。进入西南不久，邓小平就注意到个别领导干部身上所滋生出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深感尽快在党内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的必要性，由此指示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建立和加强起来，认为“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守法的重要武器”。此外，邓小平大力支持舆论监督，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951年夏，《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对重庆第三区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当时的区政府不仅抗拒批评，还追查批评者的姓名和住址。对此，邓小平专门致信报社，要求顶住压力，坚持真理不动摇，且责成重庆市委、市政府直接干预，追究责任，以教育党员和干部。
三、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在政权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无不鲜明地展现出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其特点可大致归纳如下：
重视廉洁问题，强调过好“胜利关”。廉洁问题，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能否贯彻“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好作风，是党在执政初期最大的挑战和风险。执政之初，邓小平就从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对党如何过好“胜利关”的重要性有深刻预见。他认为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始终贯穿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种因素的斗争。在革命胜利之后，消极因素就体现为各种“腐朽蜕化思想”及行为，它会侵蚀革命阵营中警觉性不强的人，破坏党的团结、腐蚀党的力量、松懈党的斗志。因此，共产党人只有克服这种消极因素，才能交好进城“赶考”的答卷，过好“胜利关”，否则敌人就可能“转到我们内部来瓦解我们，那是最可怕的”。
维护中央权威，创造性贯彻中央精神。邓小平主政西南，既能以“两个务必”为圭臬，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又能创造性贯彻中央精神，在从严治党、勤于理政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新经验。如在整风运动中他推行先从高级干部开始，后至一般干部的工作步骤，以高级干部的率先垂范引领整个运动的做法，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赞赏，并将之推